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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期的英国政坛

时间: 2019-01-24 15:24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点击:

  《拯救不列颠:温斯顿•丘吉尔与他的战时内阁(1940—1945)》,在这部具有启发意义和扣人心弦的作品中,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得主、英国现代史学者乔纳森•施内尔利用丰富的一手史料,成功还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政界高层的活动场景,生动展现了丘吉尔是如何有效领导能力非凡但又纷争不断的内阁队伍的。战争的胜利不仅源于丘吉尔的坚韧意志,更取决于他的高超手段,以及一群愿意暂时放下个人利益,齐心拯救国家、世界的杰出人物的精诚合作。和平即将来临之际,战时大臣们分道扬镳,但在他们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一个崭新的现代英国政府已然显现。

  到了1942年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趋势已经反转,因为盟军在苏联的斯大林格勒、北非的阿拉曼和南太平洋地区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等地都获得了胜利。英国似乎不可能再战败。但是,这也意味着,丘吉尔无法再把战后英国的安排当成一个分散精力的问题而不予理会了,尽管他可能很想那样做。胜利的现实前景无论多么遥远,政府都有理由严肃地讨论未来局势。

  从1942年秋季直到1945年大选的预备阶段,有一个人最频繁、最有效地阐述了工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由,那就是赫伯特·莫里森。在针对《贝弗里奇报告》的辩论中,他不但稳稳当当地登上了全国舞台,而且进入了舞台的核心;此后,他一直待在这个核心位置。由于一目已盲、西服凌乱、额头上总有一缕不听话翘起的头发,公众很容易辨认出他。在两次战争之间,一些有政治觉悟的英国人已经知道,他是伦敦政界里的一位主导人物。他担任过市议员和市长,在伦敦建造了一台强大有力的政治机器,并带领它在1934年的伦敦郡议会里取得了胜利;接下来,他又把伦敦的所有交通系统整合起来,置于一个市政当局即“伦敦乘客运输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从而说明了“市政社会主义”可以是个什么样子。英国人也知道,他是工党这个全国性政党里面的一位领导人,在下议院里,他又是代表南哈克尼区的工党议员。他在工党制定社会主义纲领的过程中,发挥出了突出的作用;他曾经努力想让这一纲领吸引各个阶层,而非只是吸引工人阶级。他在该党一些最重要的委员会里担任要职,始终强调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认为它们可以一步步地实现伟大的目标;他提倡企业公营(比如“伦敦乘客运输委员会”),认为公营企业是实现政府管制的最佳形式。最后,他还因为通情达理、作风民主和管理高效而著称。他会仔细倾听别人说话,提出一些聪明的问题,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然后迅速根据结论采取行动。

  然而,工党内部也有一些人不信任他。工党里的左翼人士认为,他那种费边式的社会主义强调政府各个委员会的作用,代表的是一种从上到下的态度,并没有从底层工人中吸纳民主意见的余地。一群实力强大的工团主义者,甚至对他怀有一种更加出自本能的疑忌之心。他们认为,在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的第二届工党政府里担任运输大臣时,莫里森的野心几乎就已超越了他自己坚持的原则;这种看法,很可能是对的。据不信任莫里森的人称,1931年,经济萧条的情况最为严重,政府在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方面产生了分歧,莫里森想要紧紧追随首相;可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当时正打算解散内阁,组成一个以保守党人为主的国民政府,然后在自己要求举行的大选中与隶属的工党对着干,争取获得一种“医生式的授权”,通过削减政府的支出,弥合局势。据他们说,麦克唐纳并不想要莫里森。在这一点上,他们说得很对。这帮持有怀疑态度的人,以欧内斯特·贝文为首。贝文认为,莫里森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狡猾之徒。莫里森在1935年争夺工党内的领导位置时,正是贝文和他的工会盟友,确保了艾德礼最终胜出。结果,莫里森就无法指望自己能够像在伦敦郡议会里左右那些工党同僚一样,再在议会工党里占据主导地位了。不过,他依然心怀大志;而迄今为止,他的种种志向也都一一实现了。

  1940年5月,丘吉尔任命莫里森为供应大臣;6个月之后,又委任他为内政大臣,从而让莫里森朝着实现野心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最终表明,在“伦敦大轰炸”情况最严重时的第二次任命,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丘吉尔意识到,这个典型的伦敦人,这个“自大的伦敦佬”(但他其实出生于伦敦以南而不是伦敦东区,因此严格说来,他并不是“伦敦佬”),能够最有效地组织首都的民防系统,就像他在战前曾经组织伦敦的市政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一样。丘吉尔还认为,莫里森能够最有效地在政府面前代表伦敦这个大城市,在伦敦市面前代表英国政府;凡是能够为首都做到的事情,莫里森也会替其他各个地方城市做到。

  事态发展证明,丘吉尔的判断是正确的。不管德军轰炸了哪里,赫伯特·莫里森都会很快出现,对幸存者表达同情,明智而审慎地听取他们的牢骚与建议,承诺迅速采取行动,然后履行。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成功地改进了伦敦的防空洞,又在地下深处新挖出许多的防空洞;他将防空洞的使用变得有条有理,还改善了其中的设施。“到1941年春季的时候,”他的传记作者如此写道,“绝大多数躲在地下防空洞里的伦敦人,都在相当文明的集体宿舍里歇息。”他还下令设立室内避难所,供受到轰炸时更愿意待在家里的人使用;后来这些室内避难所还被冠以“莫里森式防空洞”而闻名于世。他成立了“消防值班员”制度来协助消防队,并将消防队收归国有。他以同等的热情、怜悯和组织才能,承担着全国各地的责任;因此,到内政大臣一职的任期结束时,他已经整治了英国的整个民防系统,使其效率比以前大为提高。1942年11月,丘吉尔擢拔他进入战时内阁。在海德公园举行的一场集会上,丘吉尔盛赞了莫里森“勇敢而足智多谋的领导才能”,而与会民众也报之以热烈的欢呼。在工党内部,只有一些实力强大的工团主义者和少数左翼分子,继续对他抱有疑虑和不满的态度。

  莫里森进入战时内阁之后,坐在椭圆形办公桌的右侧一端,左边挨着艾登,而贝文则坐在艾登的左边;这么多年过去了,贝文对莫里森的嫌恶之心并没有减弱,反而发展成了一种憎恶。丘吉尔坐在另一边,夹在艾德礼和一位秘书中间。多年之后,艾登曾对一位采访者称,在会议上,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莫里森一发言,贝文就会低声地嘲笑和讥讽。他发觉,坐在这两个人中间“相当不舒服”。莫里森听得见贝文的声音,却从来都没有回应过。他一定受到了伤害和冒犯,可这并没有让他却步;在战时内阁里,他像在其他任何位置上一样称职。“莫里森当然不是一个沉默寡言或害羞的人,”艾登曾经回忆说,“他往往都很了解情况,把自己的观点阐述得很清楚。”

  到了1942年底,这位内政大臣已经让自己手下的部门运行得非常平稳了。他认为,如今既然苏联与美国都已参战,英国就一定会打赢这场战争;他也清楚,贝弗里奇不久就会公布那份报告。莫里森从来都没有疏忽过自己身为内政大臣的诸多职责,也没有忽视过自己对工党负有的诸多义务;如今他终于觉得,自己能够把心思转到战后的问题上去了。同年12月,他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在议会对《贝弗里奇报告》举行辩论的两个月之前,他就已经在反驳那些认为福利国家代价太高的保守党人了。例如,他在史云顿市的一场演讲中指出,“一些人过于世故,他们小心、谨慎,在孩子们还挨着饿的时候却在算计自己的机会,这将为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未来生活埋下可悲的祸根”。在下议院就贝弗里奇的计划举行辩论的3天之前,他在诺丁汉市的一场演讲中,又进一步做出了回击。出于种种现实原因,英国政府已经同意,在转向和平时期的过程中保持某些物价控制措施。莫里森希望采取更多这样的措施:“为了国内的公平起见,为了让国家这艘巨轮保持平稳起见,应当采用适当的定量配给制。我们必须控制原材料……我们还希望控制物价。”他预计说,这样一来,英国就能遏制住“自私自利和地方主义”的蔓延。

  与此同时,工党领袖艾德礼正忙得不可开交,因为他不但要完成政府方面的工作,还要对付手下喜欢争论的政党和他的同僚;对于战后的问题,他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沉默。贝文虽说对莫里森的态度可能很无礼,但工会让他学到的,还是忠诚。丘吉尔劝诫不要动摇好不容易形成的“大联合”,他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也尽量避免对战后重建这一问题发表不切实际的言论。在这段时间里,克里普斯的做法也大体如此;他原本沐浴着的那道荣光,暂时性地变得晦暗了。因此,待莫里森挺身而出,在议会辩论《贝弗里奇报告》的过程中捍卫政府的时候,他就声名鹊起了:他不但被人们认为是一位出色而广受欢迎的内政大臣,也成了战时内阁中最愿意表达出工党对未来抱有何种渴望的工党大臣。接下来,他又称政府会尽快采纳贝弗里奇建议的措施,让工党议员们都感到很满意,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其声望。这种声望,为他将来做出努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很显然,这种威望也将他推到了一个促进其政治事业的有利位置。不久,莫里森就会双管齐下。

  此时的温斯顿·丘吉尔,情况又如何呢?2月15日,在议会对《贝弗里奇报告》举行辩论前夕,他主持了最后一场战时内阁会议,然后就因为肺炎而不得不回到病榻之上,体温也一度上升到危险的华氏102度。尽管如此,除了偶尔停下看看小说《摩尔·弗兰德斯》,疾病并没有阻止他向各位将领、外交官员、权威人士、总统、首相和英王乔治六世写出并派送一份份备忘录或信件。他的信件内容,涉及此时已经确定将于6月实施的盟军登陆西西里岛行动(即“哈士奇行动”)、北非地区持续的战事、苏联到处出现的激烈战斗、甘地在印度的,以及西非地区的“自由法国人”。还有:“汤姆森先生这位绅士,好心送我的一头狮子。”丘吉尔特意搞清楚了动物园可以喂养这头狮子:“目前我既不想在唐宁街、也不想在契克斯别墅里喂养这头狮子,以免破坏政府内阁里平日的安静气氛。不过,动物园不太远,说不定哪天我会极其需要它。”在他撰写的多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描述这个时期的章节虽然提到了上述所有的事情,却一句也没有涉及贝弗里奇。然而,几乎就在此时,丘吉尔确实收到过贝弗里奇教授的一封信,在议会举行辩论的第一天他给后者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谢谢您……我希望将来有机会跟您谈一谈,但目前我无疑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战争上。” 不过,对于贝弗里奇最终提出的问题,丘吉尔也没法全然不管。他躺在病床上,听取了首席私人秘书对于这场辩论情况的口头汇报。保守党“党鞭”给他送来了消息,说议会里支持政府的议员与反对政府的议员决裂了。在自由党的议员中,除了3位,其余人士全都投票支持针对政府动议而提出的修正案。除了工党的几位大臣及其下属,几乎整个议会工党也都对修正案投了支持票。所有的保守党和国家自由党议员都支持欢迎《贝弗里奇报告》的动议;但是,除了各位大臣和“党鞭”,工党只有2位议员、自由党只有3位议员表示支持。格林伍德对自己提出的这项动议投了反对票。总计来看,包括计票员在内,有338位议员投了赞成票,121位议员投了反对票。只有保守党的议员不支持修正政府提出的动议,丘吉尔很清楚绝大多数保守党议员对《贝弗里奇报告》的真正看法。最终结果表明,这次针对修正政府动议的投票,是他首相任期之内议会中规模最大的“反叛”事件。丘吉尔终于意识到,总有一天,他必须公开解决战后重建的问题。

  在丘吉尔的首相任期内,曾经出现过一个关键时刻,虽然很少有人如此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原本可以把握住日益高涨、具有深远意义的战后改造运动。不过,这需要他认识到当时正在迅速高涨的势头,需要他认可这场运动的全面目标(至少应当接受其中的许多目标),并需要他得到保守党内的大部分支持。丘吉尔实际上只是部分理解这场热潮的势头,在内心深处,他既不认同、也不接受这场运动的目标。他认为,政府完全不应当采取诸多的管控措施。他对战后改造的问题不是很感兴趣,仍然觉得热情支持这场运动的人都是一些糊里糊涂的理想主义者。

  尽管如此,但丘吉尔很清楚,自己必须采取行动了。3月3日,他的身体好转了一点儿,可以前往契克斯首相别墅之后,他就开始起草一份讲话稿。他坐在浴缸里,一边打草稿,一边用脚趾头开关水龙头。他还会从浴缸里出来,身上只披一块浴巾,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背诵讲稿中的章节。3月11日,他把R.A.巴特勒召过去讨论这份讲稿,尤其是讨论其中关于教育的部分。巴特勒在描述此次会晤的情况时曾经明确地指出,这份讲稿,就是丘吉尔9天之后发表的关于战后改造问题的广播讲话。

  从病中康复之后,丘吉尔在1943年3月20日发表了广播讲话。讲话一开始,他便安慰所有的听众(或许准确地说,并不是全部听众)说,他在生病期间,仍然“始终密切关注着议会里的事态,以及议会对于和平到来之后我国民政方面的讨论”。他效仿赫伯特·莫里森的发言,因为后者的演讲稿他无疑已经看过,说道:“就我而言,没有什么事情会比做出一堆承诺后毫不费力地马上获得大量欢呼声和登上热情洋溢的头条新闻更加容易的了……可我决定不那样做。”

  不过,他确实想要吸纳、重领国内左翼所持观点形成的民意风潮,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四年计划”。他宣布,支持制定“国民医疗保健制度”。他说支持人人均可获益的高等教育,支持充分就业,支持在战后的过渡期内继续保持物价管控措施。至于社会保险,他说:“你们必须相信,我和我的同僚们,都坚决支持在全国范围内为所有阶层的英国人实施强制保险,并保障一生的政策。”乍一看,我们似乎很难区分,这话与工党支持者的要求有什么不同。在一年之后的工党大会上,亚瑟·格林伍德的话可能说得很对:“首相的广播讲话……让英国的许多听众都大吃一惊。” 有些人认为,这次讲话让人回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期;当时,身为自由党人的丘吉尔曾与戴维·劳合·乔治共事,协助制订英国的第一批社会保险计划。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仔细看一看这次讲话,我们就会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这实际上是一种煞费苦心的欺骗民众的做法。丘吉尔谈到了战后改革的问题,可他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措施,也避开了争议性的问题。比如,他在谈到“国民医疗保健制度”时,并没有提到是否废除私立医院和私立医疗机构,而许多工党人士却希望这样做。在谈到教育问题时,他也没有像工党倡议的那样,提出废除“公学”里的“教育特权”;所谓“公学”,就是一些历史悠久的私营独立学校,比如丘吉尔的母校伊顿公学及哈罗公学等。在谈到充分就业问题的时候,他说国家会制订计划,但私营企业也必须“尽力”发挥作用。至于战后的政府管控措施,他只是重申了政府业已制定的政策:在英国从战时经济转为和平经济的过渡期内,应当对一些物价采取管控措施。此外,他无疑还把自己的态度与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区分得清清楚楚:“我国人民绝对不会答应受到一种官僚政治的统治。自由就是他们的生命之源。”最重要的是,他还像议会辩论《贝弗里奇报告》之前,自己在战时内阁里的做法一样,继续坚持说,在德国被打败、英国选举成立一个新的政府来评估经济形势之前,任何计划,包括他自己提出的计划,都不应当实施。

  在不疏远自己与保守党基层党员的关系、不否定自己信念的情况下,丘吉尔希望在民众的心中,拉近自己与贝弗里奇那份广受欢迎的报告的关系,这一点似乎是很清楚的。他已经尽力去做,可在许多人的眼里,他做得还不够多。他的主要目的,不是制定战后改革的方案,而是“简化和缓和政治分歧,使我国所有的政治力量都能够团结一致地朝着主要目标前进,并尽可能地逐步实现这一目标”。在战时内阁里,他曾经如此说道:“我最不希望听到的,就是对战后问题无休无止、叽叽喳喳的激烈争论。”不过,他说得还不够充分,并没有彻底平息这种叽叽喳喳。要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这种叽叽喳喳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气氛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实际上,在议会保守党里,这种叽叽喳喳的声音也变得响亮了。丘吉尔发表广播讲话之后不久,保守党内的右翼人士便在4月成立了一个“全国自由联盟”(NLF)。这个组织认为,所有的政府干预措施,都必然会导致极权主义;这种观点,一年之后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得到了阐述。保守党人可能都很担心,害怕丘吉尔正在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1944年,有位保守党人将在一封写给丘吉尔的信中,引述哈耶克的话:“任何一个读过哈耶克教授著作的人……都会认识到日益增多的国家管控措施所带来的危险。”“全国自由联盟”在第一份宣传册前言中声明,组织的直接目标是“与英国人民自由正日益面临的威胁作斗争,而代表了这种威胁的,就是许多政府官员如今正在关停企业、干预私事、发行各种各样的表格……因而正在逐渐扼杀贸易和自由的做法”。其中的成员完全反对贝弗里奇提出的方案,反对丘吉尔对待这些方案的态度,尽管他表现的姿态可能只是半心半意的。他们希望,战争一结束,政府就取消管制措施。他们可能代表不了整个保守党,但起码也代表了议会保守党内部绝大多数成员的意见。

  然而,有些年轻的保守党议员却对《贝弗里奇报告》表示欢迎。这些议员约有40人,绝大多数都比较年轻;他们曾经对丘吉尔的首席私人秘书说,让一位与他们同龄的保守党大臣(比如说R.A.巴特勒)在议会辩论《贝弗里奇报告》时代表政府发言,会比让金斯利·伍德发言更合适。接下来,他们又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任命一位社会保险大臣,为贝弗里奇已经勾勒出轮廓的立法做准备工作。同上,1943年3月12日。就在丘吉尔提出“四年计划”的前一天,这些议员又成立了一个永久性委员会,即“保守党改革派”(TRG)。他们认为,反对《贝弗里奇报告》的保守党人,都是在自毁政治前程。在他们发表的首份新闻公报中,他们宣称“社会改革正是保守党希望保持的一种传统”。“保守党改革派”开始发布一些论述当前政治问题,比如论述土地与农业、煤炭与就业政策的公告。该组织鼓吹一条保守党的“中间路线”。这些议员都认为,丘吉尔首相采取的,并不是这样的路线。

  丘吉尔的广播讲话,甚至没能安抚住他在政府里的保守党同僚。巴特勒不停地提起丘吉尔让他去经办的教育问题,认为首相的计划会分散他要求在其他领域里施行全面改革的注意力。艾登在贝弗里奇发布那份报告之前就已说过:“社会保险必须是战争结束之后我国内政的首要目标。”如今,他又说:“想象一下,如果所有的管制措施都被撇到一边,如果回到以前经济自由混乱的状态……那么我们不但会身败名裂,而且会遭受灭顶之灾。”就连比弗布鲁克勋爵,也在喋喋不休地为胜利在望的英国提出种种计划。这个“老海盗”式的人物,在议会辩论《贝弗里奇报告》之前,已为自己支持的保守党战后改革措施制定出一份非常仓促与直率的纲要。他虽然反对社会主义,但同时也认识到,时势不可能再回到1939年的样子了。他提倡一种家长式的资本主义,认为应当由国家来主导公共住房和公共卫生事务;他还提倡男女同校的教育制度,主张废除公学。“工厂里每种类型的劳动,”他曾在一份备忘录里写道,“都会变成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应当比其他任何一种责任都更加重要……现在和此后,第一责任人都应当是劳动者,而不是股东。”他把这份备忘录的副本,送给了保守党内一位比他更有权威的人物,即“1922年委员会”的主席。“这是不是说,”那位对比弗布鲁克勋爵的最后一条建议尤其感到惊讶的绅士问道,“一家公司应当雇用600个工人去干500个人就能完成的工作呢?”比弗布鲁克勋爵并未灰心,他又写了一份简短的声明,重申他的主要观点:“这个计划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法西斯主义。它并不是要我们回到战前的状态……工业产业必须承担起责任。”他提出的,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只要敢想、敢做,它就会使生产和消费迅速增长”。粮食大臣伍尔顿勋爵是位无党派人士,战后将马上加入保守党阵营;他同样参与了这场吵闹不休的骚动。他想知道:“国有和私营企业,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又有什么分别呢?”与“保守党改革派”一样,他也倡议保守党遵循一条“中间路线”。英国在战后应当“通过私营企业或者政府的行动,为英国人民提供住房,让他们体面地生活”。英国应当“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就业条件,从而让雇主可以自由地生产自己喜欢并能够出售的东西,因为只有这些值得尊敬的雇主,才能在商业领域里利用劳动力”。他问道:“如果我们可以给酒店旅馆(比如说酒吧)颁发执照……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给雇主和生产经营场所颁发执照,让劳动者清楚哪个雇主……已经为其他人制定了一种标准呢?”

  与艾登和巴特勒两人不同,伍尔顿可能是暂时地、草率地怀有一种领导一个独立中间派政党的想法;而前面两人则很清楚,无论形势让他们多么沮丧,他们的政治前程都取决于保守党。伍尔顿曾在刘易斯百货商店董事会担任过四年主席,他把自己演讲稿的副本寄给了该董事会的一名前董事,并对后者说,他计划再发表3次讲话。这名董事刚刚为保守党内的一些进步分子成立了一个“保守党研究中心”,他建议伍尔顿等到秋季再发表这份讲话;因为那时,伍尔顿应该会对接下来的3场演讲心中有数。然后,“您就可以发表……公开坚持自己的立场了……这次演讲,将让您以一个中间派政党领袖的身份进入政界……您正在极好地打下这一基础”。伍尔顿及时地对“保守党改革派”发表了讲话。他的前同事如此写道:“一个紧凑的、由50名议员组成的小群体,背后还有一个组织的支持,供您驱策。”

  丘吉尔有没有觉得,自己手下这位粮食大臣发出的声音太响亮了呢?他或许是想将潜在的威胁扼杀在摇篮里,但更有可能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平息争论的希望落空,想要至少吸引住那些提倡适度改革的人,所以,他在1943年委派伍尔顿担任了一个刚刚设立的职位,即“复兴大臣”,让其进入战时内阁。(起初,他想让比弗布鲁克勋爵担任此职,可工党的大臣们都群起反对,只得作罢。)担任新职之后,这位前粮食大臣便把自己当领袖的梦想全都抛之脑后,甚至都没有告诉他那位来自刘易斯百货商店的朋友,后者还在一些地方性的报纸上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吹捧他呢。在一封写给丘吉尔首相的语气谄媚的信里,尴尬不已的伍尔顿不承认有这些文章,也不承认有这样一位朋友。不过,他奉行的仍然是“中间路线”。升职两天之后,他与“1922年委员会”的主席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这位主席,也就是比弗布鲁克勋爵激怒的那位人士。当时,伍尔顿是怀着悲痛之心而不是愤怒之情,试图向其指出,保守党究竟在哪个地方出了错:

  我要他想一想,作为一个政党,他们是否同意我为保证幼儿健康提出的如下观点:应让所有哺乳的母亲都能够轻而易举地购买到牛奶,应知一些富人眼中唾手可得的“奢侈品”(比如可消除富裕阶层托儿所内佝偻病的橙汁和鱼肝油),穷人家的孩子根本无法同等享用……我指出,尽管这些方面都很简单、很不起眼,但保守党从来都没有在下议院里发出过支持的声音。

  他还提出了一条“中间路线”,认为保守党在对待工会、管理工业企业和就业条件等方面都应当遵循这条路线年委员会”主席的想法,当时并没有记录下来。或许他没有多少想法;R.A.巴特勒就认为,这位主席“太过愚蠢,除了搞阴谋诡计,其他什么也干不成”。

  至于工党,此时普通党员鼓噪的声音比以前更加响亮。不过,丘吉尔已经把几位工党大臣都管理得服服帖帖。虽说他们与普通党员一样,心怀社会主义目标,但他们同时也相信“大联合”政府。他们认为,假如自己的计划推进得太狠,丘吉尔会猛拉鱼钩,解散“大联合”政府,要求举行大选,而保守党就会在大选中获胜。总体来看,他们在公开场合都闭口不谈未来的局势发展,只有赫伯特·莫里森除外。他毫不怀疑,一位工党大臣应当大胆地呼吁,不但要比社会主义同僚更加敢于呼吁,也应当比提倡“中间路线”的保守党人向丘吉尔提出更多的要求。莫里森在议会辩论《贝弗里奇报告》之前发表的演讲已经说明,他认为工党在战后的政策应当是个什么样子。议会辩论过后,他的演讲继续如此,只是语气更加尖锐,阐述得也更加详尽。在议会辩论过后的几个月里,这位“自大的伦敦佬”发表了一系列强硬有力的演讲,从而巩固了他作为工党社会主义发言人的声望。1943年5月3日,他在伯明翰对听众说,他所在的工党一向都支持贝弗里奇提出的措施,最终,自由党人也转而接受了这些建议,保守党人同样如此(通过表决,欢迎贝弗里奇提出的建议)。因此,“(如今的)真正问题……就是关于国家与工业企业之间关系的重大议案”。工党必须赢得这场争论。工党必须说服全国人民,让他们明白国家应当“找到某种方法,通过公有制或者某种形式的管制,确保(组织集中行业的)经营有利于增加国家财富,确保贯彻充分就业的政策”。如果工党在这场论争中无法获胜,那就不会出现什么公有制;如果没有公有制,也就不会有什么充分就业。若是没有充分就业,莫里森预计说,“贝弗里奇的报告和其他许多方面最终都会前功尽弃”。

  可能有人会劝莫里森,要他在发表这场讲话之后稍稍缓和一下态度。如果真的如此,那么他肯定是拒绝了。不过,6天之后在布朗维奇发表的一场演说中,他好像做出了回应某人的答复:“只要我们保持正确的观点,我相信,这种对未来的担忧非但不会阻碍战事,反而会有利于战事。”接着,他转向了自己的中心主题:“管制已经在战争中促进生产最大化。它帮助我们解决了物价和工资的问题……也必将帮助我们解决战后面临的许多类似问题。我们必须在管制和混乱中二选一。”

  莫里森拥有一种本领,那就是他能够用浅显易懂的话语清晰阐述复杂的问题。在这场演讲中,他提醒听众,不要被“那些……对您说我们是为了自由才打这场战争的人,说战争导致的所有限制、规定和管制都令人讨厌、都应当被彻底废除的人”愚弄。他还抢先驳斥了保守党人可能会提出的一种观点:

  现在,假如我们取消所有的管制措施,那么您认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将出现一种疯狂的、大家彼此竞争的混乱局面……物价会飞涨,钱包鼓鼓的人会活得舒坦,富人会在穷苦人家的主妇还买不起新锅碗瓢盆的时候就购买汽车,百万富翁将在遭到轰炸而无家可归的码头工人还没有新家的时候就买下豪宅,而政府与产业一些原本不应拖延的核心需求,则会长久地耽搁下去。

  这正是工党的支持者们渴望听到的观点。与温斯顿·丘吉尔不同,赫伯特·莫里森并非只是动动嘴皮子,在口头上表示支持;他是全心全意地渴望战后的英国从根本上得到改造。

  几个星期之后,他又回过头,在邓迪市发动攻势。“通过一种公平分配的制度,我们应该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而这种制度意味着管制;通过一种在适当的地方满足我们需求的制度,我们应该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而这种制度意味着管制;通过一种根据轻重缓急将资源分配到最急需地方的制度,我们应该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而这种制度也意味着管制。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还会需要这些制度。”

  在伦敦,他发表了一场题为《重申一些社会主义原则》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试图理顺“国家与工业产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他支持将“集中化的行业”、垄断企业、垄断联盟以及其他所有主导“公共福利和国家政策”的企业统统社会主义化,但不包括小型企业,因为小型企业“提供了一种真正的社会红利”。实际上,他还特地对小型企业主保证说,在工党主导的政府领导下,“我们之间会出现大量的、不属于国家实施或管制的商业活动”。这就是典型的莫里森:他试图让自己所称的“有用阶级”放心,说社会主义并不会伤及他们,新的经济秩序也符合他们的利益,而并非只是符合工业无产阶级的利益。

  莫里森只说自己深信不疑的东西。他希望英国变成一个更加公正、更加人道和更加平等的国家,他相信社会主义能够实现这一点。他希望自己所在的政党能够毫不含糊地表明这一点。不过,他同时也希望当上工党的领袖,并最终登上首相宝座。发表这些演讲之后,他提升了自己的形象,也有实力面对即将到来的领导地位之争;关于这一点,他当然是很清楚的。

  1943年1月后不久,贝文的机会就来了;当时,莫里森正在谋求获得工党财务主管一职的提名。莫里森希望,这一职位成为他当上领袖的跳板——就算不是现在,也可以在下一次大选之后当上领袖;他清楚,大选过后,工党就会举行投票,决定由谁来担任。因此,当亚瑟·格林伍德宣布自己也参与提名竞选的时候,莫里森不啻遭受一记重击。休·道耳吞曾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格林伍德那些身居高位的同僚都很清楚,“这个可怜的老家伙已经风烛残年”,可他在工党内部的威望仍然很高,是一匹经验老到、却受到丘吉尔卑鄙对待的战马。尽管如此,莫里森还是认为自己可以单打独斗,击败格林伍德。可是,接着又出现了由矿工工会提名的第三位候选人。

  这次财务主管选举,将在1943年6月召开的工党年度代表大会上举行,随着时间推移,气氛也日益紧张。莫里森获得了工党各个地方分支的绝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他的盟友们在工会领导层中网罗选票,卓有成效。不过,第三位候选人分走了格林伍德的反对票,贝文又在关键时刻发动致命一击,把手下规模庞大的“运输和杂工工会”的集体支持票投给了格林伍德,从而促使其成功当选,莫里森只能铩羽而归。

  这位内政大臣,一直对自己的失败耿耿于怀。但他仍然处于权力巅峰,势不可挡。一周之后,他又重新出山,开始巡回演讲。“对我们的社会制度修修补补,是不够的。根本问题就在于,由谁来主导工业产业。”他在伦敦对另一群听众苦口婆心地说道。他已经恢复过来,重新从头做起,而且加倍努力,代表工党大胆地宣传战后社会主义的思想。他一定安慰过自己,这次受挫只是暂时的。

  在此期间,丘吉尔则有仗要打。1943年5月4日,他乘坐“玛丽女王”号前往美国,进一步协商军事方面的问题。令人惊讶的是,威廉·贝弗里奇也订了这艘船的一张船票。丘吉尔躲不开身,只好邀请他共进午餐。于是,两人终于有机会讨论家喻户晓的《贝弗里奇报告》了。不过,进展并不顺利。丘吉尔的医生曾在日记里写道,“首相将一个他不太感兴趣的熟人召到桌边之后”,他们会相互寒暄几句。但是过后,丘吉尔“却不会想要继续交谈,他会坐在那里,弓着背、皱着眉,看着自己的盘子,心不在焉”。那位医生最后说,以这次交谈为例,“到差不多两点半时,这种冷场,才逐渐消失”。

  5月20日,丘吉尔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获得了美国议员们雷鸣般的掌声。一周之后,他又动身前往非洲,商讨非洲战事及迅速而果断地战胜意大利的必要性。他直到6月5日才返回英国。接下来,他在8月又一次出访,参加如今广为人知的“魁北克会议”;此次会议,最终严肃认真地制订出“大君主行动”,即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后来,他又从魁北克动身,再次前往华盛顿特区,与美国进一步协商。这一次,他直到9月20日才返回伦敦;然后,他又前往开罗,还与罗斯福、斯大林两人一起参加11月在德黑兰举行的会议。在此期间,因为憎恶莫里森的提倡,一些不安、恼火的保守党人一直都在大发牢骚。因此,丘吉尔回国之后,除了其他方面的问题,还必须应对这些保守党人,最终也必须应对莫里森。

  这位内政大臣在邓迪市发表的战后必须实施管制的演讲,让保守党人深感不安。其中有一个人还发出通告说,他打算在下议院里提出一个问题:莫里森讲的话,究竟是不是代表政府的观点?丘吉尔或许对比了华盛顿给他满堂掌声的美国国会与伦敦令人讨厌的英国议会,便给莫里森打电话说:“您为什么要这么不安生呢?……您为什么要让我陷入困境呢?”莫里森后来对一位记者说:“我们展开了一场直来直往的交锋。”他还说:“不过,这场交锋的气氛还算不错。”情况或许如此,但也有可能不是如此。在议会里,丘吉尔引用了金斯利·伍德的话,他提醒保守党人,连那位传统的财政大臣都说过,“我们必须对经济生活实施一种重要的管制措施,战后也应如此”。接下来,丘吉尔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在一个为了战争而组建的国民联合政府里,观点多样化,或者至少是重点多样化,对于党派忠诚而言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我还是衷心希望,我们能够避免党派纷争……在这个时候,所有的斗争精神都应当用到敌人身上。”这种态度很难说是在支持他手下的那位大臣,也没有让那位大臣的对手们感到满意。另一位保守党议员发声了:“尊敬的首相阁下会不会考虑,建议这位内政大臣加入‘全国自由联盟’呢?”

  实际上,连丘吉尔自己也感到不满。他原以为,莫里森到处发表演讲没什么了不起,如今他却意识到,莫里森发表的一系列演讲都有一个中心主题,它们加起来就变成了一场运动。丘吉尔不赞成这场运动。他把内政大臣叫到一边,两人“发生了争吵”。莫里森后来曾对另一位工党大臣说道:“之前,首相一直都不介意我关于战后管制措施的演讲,可如今他恼火了。”然而,这一点并没有阻止莫里森继续发表此类演说,也没有阻止莫里森用其他的方法继续给丘吉尔首相制造麻烦。

  1943年2月,工党大臣们都很不情愿地默认了伍德与丘吉尔两人强行通过的关于《贝弗里奇报告》的决议:在战争结束、英国的经济形势明朗之前,政府不会对战后重建的问题作出规定。莫里森在议会辩论《贝弗里奇报告》时发表的著名演说,曾经强调政府会尽快做出决定,其实是违背自己心意欺骗了工党的议员们。5月,他撰写了一份文件,题为《做出决定的必要性》,重新论述了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6月上旬,艾德礼和贝文两人对文件加以润色,并和他展开讨论;这三个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相互配合,就能形成一个强大有力的组合。6月26日,他们向战时内阁提交了一份语气强硬的备忘录,要求政府彻底转变立场。他们希望政府“现在就尽量充分地阐明英国战后的金融和经济形势,并以此为基础,对政府准备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制定法律、贯彻实施的一些问题做出重大的决定”。他们列举出自己认为应当加以考虑的问题:土地使用、不动产开发权、补偿、供水、住房建设项目的资金筹措、交通运输的重组、供暖和供电。他们还希望了解,战后改革的财政预算会对社会保险、教育、农业、全面就业、国内工业的未来、出口贸易、医疗与殖民地政策等领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光有正式的计划还不够,”他们认为,“光是对它们做出‘原则上’的决定也不够。……因此,我们强烈要求政府对重建计划早做决定,以便必要的时候,在战争时期也能立法实施。”

  丘吉尔把这份文件转交给伍德,要他谈一谈看法。这位财政大臣很不喜欢。他在答复中,详细列举了政府里曾经多次、以多种方式声明过,现在还无法做出此种决定的诸位大臣;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丘吉尔首相,也包括莫里森本人,证据就是莫里森在议会辩论《贝弗里奇报告》时所做的发言。不过,他并没有提出新的理由来拖延。丘吉尔首相派人把伍德的备忘录送给了艾德礼,艾德礼在返回备忘录时刻薄地指出:“我带着浓厚的兴趣拜读了财政大臣的高见;可在我看来,他似乎回避了我们提出的实质性问题。我欢迎尽早对此讨论。”

  不过,后来他们并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丘吉尔动身到魁北克去了。6个星期之后,丘吉尔再一次出访的时候,莫里森沮丧不已地给工党领袖艾德礼写信道:“我很理解首相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其他问题上的做法,可我真的认为,我们应该尽快讨论文件中宽泛的原则问题,不能再拖延了。”但是,这场讨论还是拖过了1943年的整个夏季,之后又拖到了秋季。在这段时间里,大家都没想到金斯利·伍德突然离世了;丘吉尔短暂回国,指定枢密院议长约翰·安德森爵士取代伍德,担任财政大臣。艾德礼则会填补安德森原来的职务。“没有了这个小个子,并不会造成什么损失。”艾登曾在自己的日记里如此不友好地提到伍德。不过,丘吉尔或许会怀念伍德。在针对尽早实施贝弗里奇所提建议的斗争中,他失去了一个最强大的盟友。

  到了10月底,丘吉尔终于挤出时间,给艾德礼写了一封回信。或许,伍德的离世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损失。而全国继续左倾的形势,也对他造成了打击。其中的一种迹象就是:几乎在每一场递补选举中,新成立的“公民党”—— 一个社会主义组织——的实力都大大增强。尽管“大联合”政府里的每一个党派,还有人,全都反对这个组织,可它的递补选举候选人,几乎总是能够获得相当体面的选票。“公民党”在3个选区都获得了胜利,并在这一过程中撵走了一名国家自由党人和两位保守党人(两名“公民党”成员成功当选下议院议员,一位曾经是自由党人,另一位以前是无党派人士)。不用说,这个组织支持迅速采取贝弗里奇提出的建议以及更多的措施。丘吉尔觉得自己不得不进一步做出退让了。“为了实现战后最初几年粮食和就业的重大目标,现在必须做出决定,”他承认说,“不管这些决定是否涉及立法,或者是否具有争议。”

  待战时内阁召集会议,讨论丘吉尔就工党提交的那份文件做出的回应时,首相的身边全都是保守党内一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比弗布鲁克勋爵、巴特勒、安德森、利特尔顿(他以前是位商人,丘吉尔先是任命他为驻开罗的国务大臣,后来又让他担任生产大臣)以及弗雷德里克·林德曼(即彻韦尔勋爵,林德曼是丘吉尔的密友兼科学顾问,此时丘吉尔已经任命他担任主计大臣)。不过,工党也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阵营,其中包括艾德礼、贝文、莫里森、克里普斯和道耳吞(他此时担任经济战争大臣,兼任“特别行动处”主任)。大家都很清楚,左翼政党此时已经是如虎添翼。最终,所有保守党大臣都同意了丘吉尔所做的让步。他们或许都以为,这样就足够挡住民意左倾的大潮了。

  然而,莫里森的要求却更高,因为他间接地提出了将某些工业产业国有化的可能性问题。他说,希望政府“不要因为受到妨碍就不去考虑改革特定行业组织的问题;改革的目的,就是提高这些行业的效率,使之能够提供更加丰富、更加持久的就业机会”。接下来,他又说,“恳请首相考虑某些建议,他会把这些建议呈送给首相,请首相修改其备忘录里的一些章节,以便满足这两个方面的要求”。这似乎太过蛮横了,可工党的大臣们都很清楚,他们背后有民众的支持。两天之后,莫里森便向《曼彻斯特卫报》的编辑大肆吹嘘:“首相……现在很愿意承认,恰当的时候必须采取某些实实在在的措施。”

  在这场战争最后的一年半里,工党将会继续前进,而保守党则会步步后退。考虑到当时整个国家的氛围,他们可能已竭尽全力。正是在讨论“决定”的那次会议之后不久,丘吉尔委派伍尔顿掌管新成立的复兴部。成立这样一个部门,就其本身而言,又是一次让步。接下来,政府公布了一系列著名的“白皮书”:“医疗卫生白皮书”“就业白皮书”“城镇规划白皮书”“土地使用白皮书”以及更多;在工党的立场面前,它们全都做出了更多的让步。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让步,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丘吉尔首相显然开始相信鼓吹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反周期支出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政府当局的做法,”好似灵光乍现的丘吉尔首相曾在1944年5月对同僚们解释道,“应当与通常情况下的个人做法相反:形势看上去很糟糕的时候,政府不应当打退堂鼓,而应当反其道行之,安排各种各样的新支出。”不过,他不可能真心实意地喜欢这样干。

  才能非凡、政治悟性极高的丘吉尔,粉碎了克里普斯与比弗布鲁克勋爵两人对其领袖地位的威胁。他没有打败莫里森,但当时莫里森也从来没有向他的首相地位直接发起挑战。不过,莫里森却成了一场费边式的、即将达到高潮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化身,远远胜过艾德礼、贝文,甚至克里普斯。自1940年以来,英国的社会风潮一直都在向左翼倾斜。连温斯顿·丘吉尔也无法阻挡这种潮流;1945年的大选,即将残酷地证明这一点。

  本文摘选自《拯救不列颠:温斯顿•丘吉尔与他的战时内阁(1940—1945)》,作者:[美]乔纳森•施内尔,译者:欧阳瑾 宋和坤,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版,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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